据调研机构Canalys近日发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云计算市场报告，国内云计算市场占据前四位的厂商，依旧是阿里云、华为云、腾讯云和百度智能云，只是份额略有变化。
Canalys数据显示，2022年第一季度与第二季度，国内云基础设施服务支出均为73亿美元；前四名中，阿里云的市场份额从36.7%降至34%，华为云从18%升至19%，腾讯云从15.7%上升至17%，百度智能云则从8.4%升至9%。
华为云后来居上有目共睹，而其原因，据海克财经观察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。
一方面是积极出海且动作频仍。近期值得一提的是9月19日召开于泰国曼谷的华为全联接大会2022，会上华为云全球生态计划“Go Cloud，Go Global”发布，华为云CCE Turbo、分布式云原生UCS、盘古海浪大模型等多项创新服务自此面向全球落地。华为云CEO张平安称，到2022年底，华为云将布局全球29个区域、75个可用区，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另一方面，华为云试图在初创企业赛道占得一席之地。9月15日在深圳举行的华为云全球创业者峰会传递出的信息是，华为云将持续加强资源投入，赋能全球初创企业，全面建设全球初创生态。在此之前的2022年3月和6月，华为云分别发布“登云计划”和“登云计划”中小企业版，给中小企业单家最高100万元的上云补贴，而国内绝大部分云厂商补贴金额在20万元以内，阿里云、腾讯云给出的大多是折扣优惠。
相较创立于2009年的阿里云和创立于2010年的腾讯云，华为2017年才开始发力云计算业务。在不具备先发优势的情况下，烧钱圈地无疑是华为云能够拿来一用的一个重要手段，并且它还需要维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张平安曾明确提到，华为云业务仍然需要大量投入，盈利不是当前阶段关注的事情，也没有太大盈利压力。
话虽如此，大环境变化之下，小环境不被波及的概率显然颇低。
在一个月前的8月22日下午，华为创始人兼CEO任正非一则最新内部讲话纪要在内网上线后很快被媒体热传。在这篇题为《整个公司的经营方针要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》的文章中，任正非表示，面对全球经济衰退，2023年甚至到2025年，华为一定要把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纲领，不要再讲故事，一定要讲实现，利润和现金流要增长，要激励大家去争抢利润，把寒气传递给每个人。
华为的寒气已多大程度上传递给了华为云，我们现在还很难看清楚。但撇开这些不谈，仅就当前国内行业格局而言，阿里云稳居头部且已经盈利，第二和第三名竞争激烈，在这后面还有字节跳动、快手、京东以及国资背景的天翼云、移动云、联通云等重注加码，市场不容华为云有任何倦怠。
01 从硬件出发
在2017年华为云业务刚刚独立成为Cloud BU时，其在IaaS（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，基础设施即服务）市场占比不到1%，年收入约34亿元，阿里云已达112亿元。仅用时3年，华为云就以15.5%的份额，爬升到了国内云计算赛道第二的位置，2020年同比增速259.6%。
2022年3月底，华为发布了2021年业绩报告，首次披露华为云营收情况。2021年全年，华为营收6368亿元，其中华为云营收201亿元，同比增长34%。而在调研机构Gartner发布的2021全球IaaS市场份额报告中，华为云以4.2%位居第五，前四分别为AWS（40.8%）、Azure（19.7%）、阿里云（9.5%）及谷歌云（6.1%）。前五共占据全球市场八成份额。
尽管201亿元与阿里云的792.5亿元尚有较大差距，但华为云的增速不容小觑。在云计算赛道占据先机的都是互联网企业，因为业务往往诞生于企业的自身需求，比如AWS和阿里云始于电商，腾讯云涉及QQ和游戏相关业务。华为云没有互联网基因，依靠的是极强的硬件技术和基于华为投入35年的ICT（信息与通信技术）积累。对于现阶段仍以IaaS为主的国内市场而言，华为云自有优势。
IaaS包括CPU、存储、网络、分布式系统等，服务的差异性远不如PaaS（Platform as a Service，平台即服务）和SaaS（Software as a Service，软件即服务）大。其成本以硬件为主，主要受上游芯片厂商、服务器厂商、存储设备厂商以及通信运营商等影响。华为有从芯片到整机的生产线，又与通信运营商长期合作，还帮助了运营商实现ICT转型，在此层面推动云IDC（Internet Data Center，互联网数据中心）市场发展，这些条件其他云计算厂商难以具备。
工信部直属科研机构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，服务器在IDC硬件成本中占比高达70%，芯片成本又占据服务器成本的大头，在高性能服务器中芯片成本占比甚至高达50%-80%。
华为云从2019年开始陆续发布服务器芯片鲲鹏920，AI计算处理器昇腾910、昇腾310等硬件，其应用使AI的推理能力成为高端虚拟机的标配，用户可以获得16倍推理算力。这样一来，华为云既有技术优势，又降低了硬件成本。
面向5G+AI时代，华为云还推出了云操作系统瑶光。瑶光基于华为在通信领域，特别是5G通信的理解和积累，能够做到终端、基站、边缘节点、IDC等整条服务链上的协同加速。这在对网络时延有极高要求的场景下极为重要，如自动驾驶、工业控制等。
瑶光将主流的ICT基础设施形态定义为分布式云，云计算厂商能将公有云服务分发到不同的地理位置来统一运营、更新和演进。瑶光打通了云中心、云边缘和云终端的界限，能够自如调动三者协同处理、快速响应，这也是华为云提出构建“全球一张网”的50毫秒用户优质体验之底气。
有从芯片到服务器再到系统等全栈探索经验后，华为云发展云原生水到渠成。
云原生指的是应用程度从设计之初就以云为核心，能够充分利用云上资源的优点，是完整的技术体系。2022年6月，在华为伙伴暨开发者大会2022期间，华为云发布了《云原生2.0架构白皮书》，介绍了包括分布式云架构、存算分离、多模态可迭代行业AI等10个典型架构模式，并开源分布式云原生内核和华为云GaussDB时序时空数据库内核，以期构建创新开放的技术生态。
02 多赛道竞争
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，国内云计算行业市场规模从2017年到2019年每年增速在30%以上，2020年到2021年年平均增速50%，2021年市场规模已超过3000亿元。
高增速与广阔发展前景使不少企业入局云计算赛道。比如美团就在2013年布局过云计算业务美团云，但于2020年宣布停止商用。京东、字节跳动、快手等从2018年开始亦纷纷入场，基于自身业务来发展云计算。
从蓝海到红海，华为云能够脱颖而出，除开硬件优势外，其经销商网络功不可没。
华为云有华为分级经销的手机渠道为底，以低门槛准入迅速增加代理商人数。官网显示，成为阿里云代理商，需要公司成立满1年，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，公司人员20人以上；成为华为云代理商，仅需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以上即可。据海克财经了解，目前阿里云代理商在1万家左右，华为云后发却很快拓展到了8000家，基本追平了腾讯云。
依靠软硬件均自主研发的积累及销售渠道，华为云着重布局政务云业务。调研机构IDC数据显示，在中国政务云基础设施市场，华为云2020年占有率为32.2%，2021年为25.8%；从2017年到2021年，华为云连续5年蝉联该赛道第一。
云计算从互联网起家，初期服务对象多为互联网公司。随着国内互联网流量增速放缓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化，互联网公司需求逐渐减少。另外国家推动数字经济发展，政企上云成为趋势，而且这类客户往往业务金额大，续订率高，长期合作可能性大。由此，政企云在市场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
华为云在服务政企客户方面有其优势。
2022年7月，华为云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，拿到了北京昌平区政务云2022-2025年服务项目，预算约1.9亿元。2022年8月，华为云以同样方式，拿到了预算2.87亿元的长沙市政务云二期服务采购项目。官宣资料显示，目前华为云已承接了超过600个政务云项目建设。
但越来越多的云计算厂商意识到了政企客户的重要性，这条垂直赛道的竞争日趋激烈。2022年3月入职阿里云、任阿里云全球销售总裁的蔡英华，曾任华为中国政企业务总裁，而年中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（CSIG）也成立了政企业务线。
如今除了要面对原先的对手阿里云、腾讯云之外，华为云还要应对在这个赛道上有得天独厚之优势的国企，比如中国电信旗下天翼云。天翼云在2021年政务云基础设施市场中占11.8%，位居第三。
财报显示，2022年上半年，天翼云营收281亿元，中国移动旗下移动云营收234亿元，中国联通旗下联通云营收187亿元。这三家云厂商营收同比增长都超过了100%，而其高速增长背后正是国内政务云业务的大幅增加。
2022年7月，国务院国资委在京召开中央企业深化专业化整合工作推进会，会议提及中国电信将引入多家中央企业战略投资者打造“国家云”公司，统筹开展科技创新、设施建设和安全防护体系部署。这意味着华为云在政务云赛道必将面对更加强大的“国家云”对手。
在政企云以外，华为云也把目光投向了其他垂直赛道，试图突围。比如腾讯云在游戏上有优势地位，华为云则与西山居、网易游戏等游戏厂商合作，并在华为旗下AI开发平台ModelArts上线了游戏解决方案ModelArts for Games。
依靠AI技术，华为云打造了能对战、会思考的游戏竞技AI，能与专业玩家对战并主动学习玩家技巧。此外华为云还将手游渲染放到了云端，能够在提升画质的同时，保持60FPS、1080P帧率的性能。
诸多不同赛道各有乾坤，华为云鏖战日久，但就当前看，胜负仍未决出。
03 另一种声音
依靠硬件起家，配套产品线长，软硬件均有自研能力，政企服务经验丰富，这是华为云长板之所在；而互联网基因缺失，业务场景打磨不够，更多仰赖的是销售而非技术本身，则被指是华为云另一面。
在应对更为具体的问题时，阿里云能够凭借阿里集团自身庞大的商业生态来开发、测试和运营，以业务带动技术发展；腾讯同样有即时通讯、游戏等方面的大量经验；相比较而言，华为云还需要更多努力和沉淀。
知乎上曾有用户讲述自己与不同云计算厂商的合作经历。据称阿里云的人对技术问题响应较为积极，腾讯云负责对接的人可能不是技术出身，但也会努力寻求解决方案，华为云则直接驻场，配合度很高，但优化很多次以后性能仍不达标。该用户询问华为云相关工作人员到底做了哪些优化，对方称，这是公司机密，无可奉告。还有用户说，自己的开发过程就像是在给华为云做测试，甚至还有由于华为云更新导致正在使用的产品出现问题，只能由用户自行手工处理的情况。
2018年12月，有华为云员工在内部论坛发帖，标题为《#华为云#听从你心，无问西东》，直指华为云存在杂、多、乱等问题。帖子举例说，一个线下交付场景的云，就有无数个不同版本，更新换代快但不做取舍，最后导致Bug大杂烩。
据海克财经统计，国内云计算厂商近6年来出现大型故障次数超过15次，其中阿里云、腾讯云故障主要发生在2018年到2019年。2018年6月，阿里云上线自动化运维新功能时出现操作失误导致故障，阿里云表示会复盘改进自动化运维技术和发布验证流程。2019年3月，因华北两地域可用区C部分ECS服务器等实例出现IO HANG导致故障，阿里云表示会根据协议尽快赔偿。
华为云则分别在2020年4月和2022年6月出现过两次大型宕机，后者还使同花顺APP崩溃及工商银行系统受到影响。从发展时间来看，阿里云和腾讯云技术应用和日常运维更加成熟，近两年已较少见因自身原因出现的故障，华为云的路还很漫长。而且，这两次故障，华为云均未公布故障具体原因和解决方案，官方回应仅为已修复。
投入短期内无法减少，华为云何时能够盈利更难预计。
阿里云2022年上半年营收366.6亿元，腾讯云自2019年营收170亿元后不再单独披露。根据Canalys数据，2022年上半年，腾讯云营收约为23.9亿美元，合人民币167亿元，华为云营收约为27亿美元，合人民币189.3亿元。依照中信证券给出的对腾讯云盈利情况的测算，2020-2022年，腾讯云毛利率分别为-14%、-7%和-7%。华为云未有具体数值，但情况同样不乐观。
华为云背后是华为，而华为的发展，步履维艰。
2022年8月12日，华为发布了2022年上半年经营业绩，销售收入为3016亿元，其中运营商业务收入为1427亿元，企业业务收入为547亿元，终端业务收入为1013亿元。同比来看，其运营商业务增长4%，企业业务增长27%，终端业务则下降了25%。终端业务的下滑直接使华为这半年的总营收同比下滑5%，净利润率更是从2021年上半年的9.8%下降到了5%。
起于硬件和渠道优势，占据政务云市场头把交椅，华为云曾迅猛赶超腾讯云，但云计算大战远没有到尽头。强敌环伺之下，华为云自身亦有很多问题还未解决。无论是进攻游戏赛道、发展初创企业还是出海，变道都不代表其能够突围，想超车还需要下更多苦功。
听说4000亿引导基金正在愁如何退出？
想要指望VC/PE的到来，建立支柱产业，仍有一些不现实。
“没有新的钱进来，就需要退出后分配的钱拿回来，才能再持续投资。”某地引导基金负责人肖谦告诉融中财经，“但是经过几年尝试，大部分引导基金发现，想要退出非常难。更不要提返投。”
当前，约4000亿规模的引导基金正进入退出期，约1万亿规模的引导基金将在未来两年即将进入退出期。
谁在裸泳，哪家头部GP不靠谱，已经清晰可见。
回顾过去几年业绩，真正帮助引导基金赚到大钱的GP屈指可数。“整体看，母基金亏钱的不多，但是赚钱的也不多。”一位业内人士直言。“即便一些头部GP，业绩也是不尽如人意。”
01 “奇怪的是，财政资金这么紧张，居然还有政府引导基金落地？”
数据显示，截至2021年底，中国累计设立1988只政府引导基金，目标规模约为12.45万亿元人民币，认缴规模则达到约6.16万亿元人民币。
从数字上看，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正在稳中有进的持续放大。
但从另一层面看，财政出资，已经正在放缓。最近3年以来，因疫情影响，多地财政收入持续紧张。
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约1.5万亿元、规模近9.8万亿元，增长18%。这个数字，是多年来的最大增幅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财力“输血”能力，体现了中央对地方“真金白银”的支持。
近几年，各地方政府强化三保，即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，从而让地方政府能够有更多的财力把“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”的目标任务落细落实。
但事实上，越到基层，财力越紧张。
疫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，叠加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、体制性、周期性问题，导致近几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。而且，当前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尚未完全到位，地方政府承担了较多事权，支出责任较重。可以说，经济因素加之财政体制因素，给地方财政运行带来较大困难。
深圳市财政局8月底发通知称，要坚持过紧日子，严格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管理、严控活动经费等。去年深圳GDP曾突破三万亿元人民币，名列世界城市第十强。
历来都是正收入的深圳、上海，都是负收入，全国财政全面紧张。
今年，常态化核酸加重了财政压力，也直接影响到政府引导基金的出资。
一般而言，政府引导基金都是财政直接出资。如今，财政紧张，也促使一部分地方引导基金出资困难。“我们当地需要有返回的钱才能持续投资。” 肖谦表示。
但另一个角度看，今年来，先后成立了多只百亿地方引导基金，似乎打破了财政紧张的传言。但事实上，大多数百亿规模的基金并不能如愿落地。
“主要是把口号先喊出去，距离落地差的还很远。”
从政府角度看，一些100亿规模引导基金，都是分批出资，首期10亿、5亿，甚至2亿的都有。“2亿基金，出资3、4只子基金。”某头部机构IR负责人张华直言，“但是子基金募资也非常难，起码也要募一年，引导基金末尾出资，如果子基金募不到，就不会出资。”
梦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财政巨大压力下，不少巨额基金的募资都很难落地。
02 “能赚钱的GP不多，但大多数不会大亏”
事实上，细数当前市场上的子基金，能赚大钱的还是少数。
赵江是一家华北某家引导基金总经理，他直言，即便是市场化头部GP，带来的也就是纸面富贵。“GP来谈合作，一说就是我们IRR如何，但落到DPI，特别优秀的比较少见。”
虽然政府引导基金并不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随着财政紧张，能赚钱当然是锦上添花。
当然，市场上也有为引导基金赚大钱的GP，“我们投了一家二三线的小GP，某只基金DPI超过900%。”赵江透露，该基金主要投资天使阶段，投向主要是TMT。事实上，这只基金规模在2000万上下，投资了20余个项目，能赚钱的不足5个。但是正是这5个项目，带来了极高的回报。其中一个项目，投资200万，回报倍数高达600倍。
纵观早期机构，能有这样业绩的并不多见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家GP并没有出现在早期各类榜单中。
有些GP规模小，投资较为灵活，能带来超预期回报。但同样，也有一些明星GP，同样“超出预期”。
“投了一些明星机构，差的超出预料。”肖谦荣坦言，“他们倒是常常出现在各类榜单上，但创始人就是吉祥物一样的存在。压根不看投资，就负责当募资‘网红’。”
“我们在争取引导基金的时候，也很纳闷，为什么会投资网红投资人？他们差的具有普遍性啊。”张华颇为费解。
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，幸福的家庭总有相似。GP也是。
但从总体看，因为引导基金分散投资的模式，以及FOF天生的保守基因属性，政府引导基金出资的子基金，虽然赚的钱不多，但真的亏损的也是少数。
那么回到引导基金出资的首要诉求——返投上。能达到吗？
“我们给子基金介绍本地项目，但基金管理人看不上。” 赵江回忆，“大家都尴尬。”事实上，也正是如此。“刚开始谈合作的时候，大家拍肩膀都是兄弟，等引导基金完成投资后，大家见面可能就是拍桌子了。”
返投已经成为一个较大的难题。
虽然业内投资人都意识到，引导基金给钱，就需要GP将资金尽可能投在当地，但在操作层面看，确实有一定难度。
尤其是地区创业环境不佳、没有强力产业的地方。只靠VC/PE的到来，也无法帮助其梳理一个新的产业链生态。内在培育还是关键。
一些地方引导基金虽然有钱，但是企业资源并不丰富。最近，某地政策优惠力度极大，但从投资人角度看，并没有支柱产业。“但是房价已经炒到6-8w。”赵江看来，这类地市级引导基金虽然有资金，但是头部机构在选择时，仍然会较为慎重。
03 政府引导基金：追责制还是免责制？
为了更好的进行市场化发展，政府引导基金也在积极创新。一个典型就是，开始进行直投甚至是S基金业务。
追其根本，政府引导基金搞直投，一个较大的原因还是为了赚点钱。
“财政紧张，我们自身也会复盘，如果有一天出现某种新的出资方式取代引导基金模式，我们何去何从？”董娜是一家政府引导基金旗下的国企管理平台负责人。“我们将自己定位为创业公司，所以我们同样也有危机感，希望找到第二增长曲线。”
答案是直投。
“引导基金做直投是有一定优势的。”董娜介绍，“最开始，子基金推荐项目问我们是否跟投，有了几次尝试后，我们与某家基金管理人共同成立直投基金，进行共同决策，同时团队也在不断学习。”
引导基金对于当地政策、项目较为熟悉，有了首只基金的试水后，董娜带领团队开始进行自主投资。“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，顺势而为，又开展了S基金业务。目前，我们投资的一些项目已经有了退出收益，从而可以更好的激励团队。”
虽然被称为“金主爸爸”，但事实上，引导基金的投资人赚的并不多。
不同于市场化机构，可以靠较高的薪资吸引人才，引导基金的纠结在于——干的活不少，但拿的钱不多。
张华坦言，“我们的LP真的24小时在线，有什么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人。”
但这样的高强度工作，却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薪资，这也是引导基金极容易流失人才的一个关键问题。
近两年，引导基金为了更好的激励制度、更强的赚钱效应，纷纷试水直投，但与此同时，也暴露了另一个问题——如何界定责任。是免责，还是追责？
今年，多地母基金探索容错机制、放宽投资比例。
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曾表示，即使失败，也要对天使母基金从业人员免责，“当时我们研究的时候，就是讲，规则、规矩定好之后，所有的政府官员不再参与，交给市场去运作，由母基金和子基金去运作。我们的从业的人员只要没有道德风险，我们要宽容、要包容。只要没有道德风险，没有营私舞弊、没有贪污等等，我们都是免责的。”
作为热门风投之城的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也说过：投资的风险肯定是党员干部担，特别是主政者，要敢于担风险。“只想保险，怕担风险”干不成事。当然，担当作为不是胆大妄为，必须基于科学的决策、严密的程序。“有多大的担当，干多大的事业。纵观合肥，许多成功战例，都是基于科学的决策和严密的程序，都是与企业先‘共患难’，然后才‘同富贵’。京东方、蔚来汽车的成长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”
今年以来，威海、济南等多地都发布了相关政策。比如今年2月，浙江省财政厅出台《省产业基金投资运作尽职免责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，保护相关工作人员敢于担当、积极履职，营造改革创新、支持实干的良好氛围，着力破解“不敢投”“不想投”等问题。
在更加宽松的机制下，引导基金有望在直投方面，放开手脚。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当地项目，从而带动市场化机构的入驻，很可能是未来地方发展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办法。
毕竟，想要指望VC/PE的到来，建立支柱产业，仍有一些不现实。
（文中肖谦、张华、赵江、董娜为化名）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融中财经”（ID：thecapital），作者：安多，编辑：吾人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
